太医署正堂内，药香弥漫，却驱不散燕丹眉宇间那缕淡淡的愁云。
他面前摊开着数十卷帛书与竹简，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从古籍中搜罗、从民间方士处征集，乃至他凭借“记忆”默写出的，关于治疗“水蛊”（血吸虫）、“蛟龙病”（其他寄生虫）及南方常见湿热疫症的方剂。
药材名称、配伍分量、煎煮方法，记录得详详细细。
然而，问题也恰恰在此。
“君上，”一位头发花白、面色沉肃的太医令躬身禀报，手中捧着一卷刚刚核对过的药材清单，“您所列之方剂，所需药材，如雷丸、鹤虱、使君子、槟榔、南瓜子等，我太医署及咸阳各大药肆，皆可配齐，部分药材存量颇丰。然……”
他顿了顿，面有难色：“然此等驱虫、攻伐之药，药性多猛，剂量拿捏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更关键者，我关中之地，气候干燥，水蛊、蛟龙等病，虽有零星记载，然极为罕见，几无现成病例可供试药、观察疗效。若无实例验证，贸然用于大军，恐……恐生不测。”
这正是燕丹最头疼的地方。
他有“系统”赋予的、超越时代的医药知识库，知道哪些药材组合对寄生虫有效，甚至知道一些简单的制备提纯方法。
但理论与实践之间，隔着巨大的鸿沟——没有病人，没有临床数据，他如何确定这药对战国时期的楚地寄生虫真的有效？又如何确定安全的剂量范围？
总不能拿秦军将士的性命去盲目试验。
“且南方湿热，虫毒之种类，或许与记载又有不同。”另一位擅长外科与解毒的太医补充道，语气谨慎，“同一方剂，于不同地域、不同体质之人，效果或许迥异。若不能于楚地实际验证，终究心中无底。”
燕丹揉了揉眉心。
他当然知道这些道理。
现代药物研发尚需大量临床试验，何况是在医疗条件原始、认知有限的战国。
他不能，也绝不允许自己好心办坏事，让本意为救命的药物，变成害命的毒药。
必须实地验证。
但验证就需要病人，需要深入楚地疫区，还需要能执行这项危险任务、懂得基本医药观察记录的人。
燕丹的目光，投向了南方。
他想到了那些已经撒入楚地、如同蒲公英种子般悄然落下的“豆兵”。
是了，他们或许可以。
数日后，数份以特殊药水书写、需要特定方法才能显影的密文指令，从咸阳发出，通过数条互不关联的秘密渠道，传向楚地不同区域的“豆兵”联络点。
指令内容详尽而谨慎：
其一，描述“水蛊病”（血吸虫病）及常见肠道寄生虫病的典型症状——发热、腹泻、腹痛、肝脾肿大、腹水、面黄肌瘦、粪便中可见虫体等。
其二，列出数种经过太医署初步筛选、药性相对温和、搭配较为安全的“驱虫方”基础配伍与煎煮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