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“新主”手下那些伪装成护院、伙计的“自己人”，偶尔在田间地头、屋檐树下，用最朴实的语言，讲述秦国那边“庶民有田种、冬天有煤烧、生病了官府或许能管一管”的“传闻”时，许多麻木的心中，竟也悄然生出一丝模糊的、不敢深想的向往。
与此同时，对那些仍在运转的楚国官方粮道、小型戍营、税卡，袭扰开始变得频繁而诡秘。
劫掠者来去如风，熟悉地形，往往在守军最疲惫的深夜或黎明前动手，不求全歼，只求破坏粮车、焚烧少量存粮、杀伤几人制造恐慌，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山野或错综复杂的村落之中。等援军赶到，往往只余一地狼藉和惊魂未定的民夫伤兵。
被劫走的粮食并不多，但造成的延误、恐慌和对后勤信心的打击，却不断累加。
楚王负刍在郢都宫中，终于被各地雪片般飞来的、关于“匪患猖獗”、“粮道不靖”、“流言四起”的奏报惹得心烦意乱，拍案下令各地严加清剿，彻查奸细。
然而，这道命令下达到地方，却往往演变成一场对普通庶民变本加厉的盘剥与骚扰。
胥吏兵卒借搜查之名，闯入民宅，敲诈勒索，稍有反抗便扣上“通匪”的罪名。
这非但未能找出隐藏极深的秦军和豆兵，反而将更多心怀怨愤的庶民，推向了那些能给他们一口饭吃、不随意欺辱他们的“神秘势力”一边。
暗地里帮助隐藏、转移劫来物资的庶民，开始悄然增多。
“风声大，行动小；风声小，行动大。” 这条来自咸阳的、最初为“豆兵”制定的行动原则，被韩信提炼后，在楚地这些分散却又隐隐呼应的据点中贯彻得淋漓尽致。
当楚国官府大张旗鼓搜捕时，各据点便深藏不出，宛若寻常。
当搜捕风声稍懈，或注意力被它处吸引时，小规模的袭扰、渗透、宣传便又悄然展开。
楚国如同一个患上了慢性湿疹的巨人，浑身瘙痒，东抓西挠，却总也找不到病根，反而将自己抓得遍体鳞伤，焦躁不已。
楚地形势，在表面的僵持与混乱下，正朝着燕丹与嬴政期望的方向，缓慢而坚定地倾斜。
然而，千里之外的咸阳秦王宫，此刻却笼罩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、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中，与楚地的“顺利”形成鲜明对比。
秦王“气病”已近半月。
最初几日，朝臣们还只是担忧陛下身体，祈盼康复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嬴政始终“卧病”寝宫，除了李斯、冯去疾、尉缭等极少数重臣能偶尔入内禀报要事、得见“病容”，其余朝臣一概不得见。
而每次李斯等人出来，脸色都异常凝重，对陛下病情语焉不详，只反复强调“需静养”。
这种刻意的信息不透明，加上昌平君芈启悍然叛秦，导致伐楚大军受挫的巨大冲击，如同两块沉重的磨盘，碾压着咸阳朝堂本就敏感的神经。
一种深切的恐惧，在沉默中发酵、蔓延——秦王若无嗣而崩，大秦将何去何从？
在战国时代，君王壮年而逝并非罕见。